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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吃菜”問題讓人格外牽腸掛肚。對于正處在疫情防控關鍵時期的上海而言，日常的綠葉菜已經成為稀缺產品，為了“有菜吃”和“吃好菜”，上海正千方百計采取措施。根據4月17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的消息，上海力爭加大本地蔬菜供應量，市、區兩級出臺多項支持政策，鼓勵和指導蔬菜生產合作社、蔬菜生產企業，種足種好地產綠葉菜。全市已經搶種蔬菜面積8萬多畝，其中綠葉菜面積5.8萬畝。
可能不少人有疑問，現在種菜，能解燃眉之急嗎？全國各地都在馳援上海，還要自己種菜嗎？為什么不從周邊市場調運呢？事實上，這個時候搶種菜，正是上海從現實出發的必然之舉，這也給很多大城市提了個醒：任何時候，確保一定水平的蔬菜自給率都至關重要。
什么是蔬菜自給率？通俗一點講，就是既要“為我所用”，也要“為我所有”；不是我到市場上去買的，也不是我的外埠基地供應的，而是必須實實在在“生于斯、長于斯”；只要我想吃，這部分物資就能產得出、運得了、供得上。
有這個必要嗎？當然。且不說疫情之下，交通受阻、供應遲滯，周邊地區的菜園子即便近在咫尺，但過不來就是過不來，這個時候若能多一個百分點的蔬菜自給率，老百姓的生活就會少一分焦慮感，其實就是多了一重抗疫的“戰斗值”；即便是日常情況下，到了冬春供應淡季一旦出現雨雪冰凍天氣，高速封閉，市場供需矛盾便會加劇，導致蔬菜價格大幅上漲，也將直接影響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數。
2010年，全國曾出現一波蔬菜價格大幅波動，重點監測的28種蔬菜均價上漲幅度一度超過30％，引發輿論的普遍關注。由此，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促進蔬菜生產保障市場供應和價格基本穩定的通知》指出，目前部分大城市蔬菜自給率過低，容易導致蔬菜價格大起大落，農民“賣菜難”和居民“買菜貴”并存——當時，全國多個大中城市蔬菜自給率不超過30％。文件明確提出，大城市特別是城區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城市人民政府要切實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本地應季蔬菜的自給能力。這個事情，也刺激不少地區加大了本地蔬菜保供能力的建設。上海的蔬菜以及綠葉菜的自給率長年保持在40％和80％左右，而廣州蔬菜自給率長年達到了100％。但總體來看，在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中，更多的城市的菜園子還是處于不斷萎縮的態勢。
毫無疑問，城市的快速發展和擴張，必然伴隨著農業的被擠壓、被邊緣化，尤其是對于像北京、上海這樣寸土寸金的城市而言，一面是人口的爆發式增長，一面是農業比較效益低下，要想在二三產業發展的同時，兼顧第一產業的穩定，并不容易，當然也并不經濟。
但是，誠如糧食安全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民生問題、政治問題，“菜籃子”安全亦是如此。這里面不僅有菜，還有肉蛋奶，有萬家燈火、柴米油鹽，是老百姓重要的能量來源，是他們幸福生活的基礎支撐。對于本地的農民群眾而言，也是他們增收的“錢袋子”。大城市的蔬菜自給率如何保障？保留多少？這個賬究竟應該怎么算？城市的管理者們一定要學好政治經濟學，不能只從經濟上考慮劃不劃算、值不值得，更要從政治上想清楚應不應該、要不要干，不能把“菜籃子”的責任完全推到市場上，而是要落實好“菜籃子”市長負責制，把父母官該有的民生責任扛起來。
當然，光算好賬還不夠，還要用好辯證法。提高蔬菜自給率，不是說要全部靠自己解決。這不現實，也沒必要。客觀上，許多大城市的農業資源有限、總量不足，“菜籃子”主要靠外埠輸入的客觀實際無法改變。保障“菜籃子”有效供給，必須要兩條腿走路，既要發揮本地現代農業、設施農業的優勢，“螺螄殼里做道場”，又要實施“走出去”戰略，強化區域合作，有效拿來、為我所用。關鍵在于，必須是確保一定水平自給率的前提下，不斷提升控制率和應急保障能力。切不可把控制率視為自給率，把外埠基地都算成自己碗里的菜。只有把握好內因和外因的辯證關系，處理好“為我所用”和“為我所有”之間的戰略平衡，才能打造出一個生產穩定發展、產銷銜接順暢、質量安全可靠、市場波動可控、農民增收穩定、市民得到實惠的優質“菜籃子”。
面包會有的，綠葉菜會有的，疫情終會過去，我們的生活必將回歸正軌。但是，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不確定性”本就是生活的常態，我們很難清晰地判定，未來還有哪些“超預期”的事情在等待著。要以生活的確定去應對更多未知的不確定，就要求我們必須要在一些事涉根本、攸關安全的事情上，把保障系數調得更高一些，把弦繃得更緊一點，把余地留得更充足一些。糧食、蔬菜、能源……皆要“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這應該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們重要的警示之一。（施維）
